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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小民丨34岁毕业我才真正长大成人

文章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发布日期:2018-07-28 06:37

  毕业季,常逢夏日。从某一年的此刻,阳光融化了我们“学生”的身份,然后,被一份份表格重铸成各种身份,走向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。

  是日,「人间」将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,那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“来临”。

  我是从江西景德镇回来的。一个月前,我偶然接了一份活儿,跟着一个剧组去景德镇,每天给剧组写新闻稿,后来也帮导演改改剧本,或者写几场新加的戏。但是我还有最后两门考试,不得不中途回到北京。匆匆走进考场,胡乱地答完了题,我又到景德镇待了一个月,才回到北京正式开始了本科毕业季。就在离校前几天,我在学校的公共浴池被传染上水痘,隔离在校医院里。各种毕业手续都是女朋友帮我办理的,等我从校医院出来回到宿舍,已经一片狼藉,大学生活就这么匆忙散场。

  当时我和妻子还没结婚,两个人笃定要留在北京,她的理想就是做老师,因此只给学校投简历。接连被几所学校拒了之后,她十分难过,甚至哭过一回,后来终于拿到了一所很不错的中学的应聘书,而且有户口,算是稳定下来。而我,面临的机会似乎要多一些,但也更纠结。春天的时候,我去过两份报纸实习。一份是某文化报,活儿很轻松,可以自己去跑采访、写稿子,也可以把邮箱里收到的不错的投稿整理发排。我这里待了三天,主要工作是给作者寄样刊,一个信封一个信封装报纸,然后在外面贴上邮寄地址。

  第四天,我接到了另一个大报副刊的电话,开始转到那儿去实习。第一天去报道的时候,天下起了雨夹雪,道路泥泞。那时候,北京的地铁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,我坐了近一个半小时的公交,倒了两次车,才到达报社。我虽然略有迟到,但已经是第二个赶到的人了。这家老牌大报的副刊刚换了负责人,一口气招了四个实习生,准备大干一场。负责人给每个人分配了工位,工位上一台崭新的电脑。

  我经常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女朋友的学校找她,在她学校的食堂买一份简单的饭,两个人头挨着头在一张小桌子上吃。吃完了,我们会到校园里去走一走。那里应该是北京最美丽的中学校园之一,有一个池塘,池塘里能看见密密的荷叶,夏天的时候,荷花上蹲着青蛙,仰头鸣叫。还有几只猫,穿梭在教工宿舍外面,碰见人会喵喵叫,我们就买两根火腿肠给它们。后来,那只母猫还生了小猫。

  住了一段时间后,跟同居一室的其他室友熟悉了些。旁边一个房间,几个月之内就换了三拨租客,男男女女,来来去去;隔壁的另一个房间,住着一个姐姐和她男友,姐姐在对面的市场里开了一间花店,经常带回一些没有卖掉的花,修剪好枝叶,送给我们;在客厅用隔断隔出来的只有5平米的狭长空间里,住的是一个刚刚20岁的小女孩,每天嘴里都嘟嘟囔囔,后来才知道她是在学德语,她并不是去德国留学,而是半年后她要去那里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德国人。

  有一次她出差,就在这几天里,房租到期,中介跑来催交,找不见人,狂敲她房间的门,面目凶狠。等她回来后,中介又来,她说自己就再住两天,因为很快要换工作了,何况还有一个月的押金在中介那里。但是中介不同意,让她必须马上交房租,否则就把她的行李扔出去。女孩跟他们争执了半天,中介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人,都是凶狠狠的,我们都围上去请中介宽限。最后女孩突然大喊:“我不租了,我一天也不租了,押金我也不要了。”然后哭着搬着自己的东西,连夜走了。

  过完春节,我们从老家回到北京,发现德语小妹的房间空了。卖花姐姐说,她已经去德国了。她还说,德语小妹虽然嫁了一个年纪大的老外,但是那边有一个大房子,有花园,而且她嫁过去不需要工作,做全职太太。我从她的语气里,听出了一些向往、一些同情,还有一些茫然。

  第二年夏天,房子到期的前一个月,裴亮顺利去了日本留学,我搬到了妻子的学校宿舍。离开那个小房间的时候,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不舍,这里收藏了我初入社会所经历的一切情绪,青春的尾巴所特有的忧伤,工作之后的劳作和疲惫,对前路的憧憬和迷惘,都发酵在这个小小的十平米的房间里。还有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,给我了最初的有关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,几年后,一本叫做《蚁族》的书突然火了,社会开始关注那些群居在城市地下室和隔断里的年轻人们。

  刚进出版社时,我没有自己的工位,就坐在一位休产假的女同事的位子上,直到她回来上班。这里出版的主要是大学教材和学术书,出版社有一个规定,新进员工都要先做三年的文字编辑,才可能转策划编辑,据说在更早之前,工作第一年只能干校对。我对规定并没有太多抵触。很快,我接手的第一个稿子,就直接给这份职业打了底儿:那是一部讲述笛卡尔的翻译稿,从法语翻译过来的,译者是一个女性,法语可能不错,但汉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。对法语一窍不通的我浏览了一下书稿,几乎没法通顺地读懂一句话,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它编校到读者可以看明白——不是看明白笛卡尔的学说,而是能看明白那些主谓宾、定状补全部缠绕杂糅的句子——当时我有点后悔,我想我应该去那家报纸,至少应该留在网站。

  最后,我放弃努力,只能靠各种其他方式去校改,以尽量保证语句通顺。这部书稿的直接后果就是,彻底把我对书保有的“神圣感”击碎——我当然知道还有很多好书,但再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只要出版的都是有价值的东西。等这本书印出来,看着“责任编辑”后写着自己的名字,我甚至有一种耻辱感,想把它抠掉。当时网上流行这一句编辑自嘲的话,十分形象:“我是编辑我可耻,我为国家浪费纸。”

  笛卡尔这本书直接奠定了我编辑生涯的底线,我以为我再也不可能碰见这样的书了,可初入社会的我还是太天真了,后面还是继续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稿件:比如,我责编过几本讲写作学的教材,但是从文字水平上,书的原稿可以说是“写作”的反面例子;至于翻译稿里蒋介石变成“常凯申”、《荒凉山庄》翻译为《泥沼小屋》之类,就不胜枚举了。

  我在网上狂搜,可是一无所获,偶然间看到四川一位老师的一篇博客,提到他认识谢无量的孙女,我就赶紧在博客上留言。等了半个多月,这位老师终于给我回话,确认我不是骗子,才告知了我谢无量孙女的电话。我打电话给老太太,才知道老太太就住在北京。我客气地说明意图,她很高兴。不久之后,我跟着社长和部门领导一起去拜访她,敲定了这件事。

  一个雨后的下午,我坐公交到国图去取预约的几本书。国图的老馆里昏暗安静,空气里荡漾着一种旧书的气息。工作人员把几本书递给我,告诉我只能在借阅室看,不能带出去。我找地方翻了翻,确认没错,问她是否可复印。工作人员说这种版本的不能复印,但可以拍照。我只能请她给几本书整本拍照——贵得要命,好在出版社决定要做这套书,这点钱还愿意花。另外几部书,又请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拍照了。

  他是一个河北人,人很好,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版式、改封面。电话QQ总是讲不清楚,我就跑到他租房子的天通苑去,跟他对着电脑一点一点地调。天通苑真是太大了,我从地铁站出来,总是会失去方向感。这里的建筑一模一样,道路也是,站牌的名字总是围着天通苑东南西北,仿佛一个巨大的生活迷宫,又像海洋里一个小小的漩涡,让那些弱小的鱼虾,身不由己地被裹挟着旋转。

  我开始了三十多年来最为忙碌而充实的一段生活,中午的时候,出版社的同事大都支好了简易床或躺椅开始午休,我则坐在工位上做英语考博真题。我考的方向是现当代文学,所幸这些年一直没有断了读这方面的作品和学术著作,专业课不会有问题,英语是关键。我买了单词本,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单词,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记忆力的确不如从前,很难再快速地记住单词。

  )、申请书号、盯封面设计、看校样……简单的午饭之后,同事开始午休,我则噼啪打字,写点小说或散文,调节神经。下午2点左右,我开始写博士论文。为了节省时间,我把需要的参考书几乎全部买来放在案头,随时翻看,想起什么也随时记下来。周末的时候,就一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写论文,最终30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答辩通过。

  我在读博的第一天就给自己下了决心:绝不延期。这段岁月,我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,心无旁骛,把全部的自己都投入到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去。当然,这样做的代价后来才会显示出来——毕业后,我体重达到了史上最高,而且是虚胖,整个人看起来像是经过一场艰难的苦役。随后的几年,我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,偶尔要跑医院。

  那已经是2015年6月份了,又是阴雨天气,我们打车从上地到北师大,参加毕业典礼。照完集体照,天放了晴了,北京难得的好空气。

  7年前,我仿佛一滴水,经过艰难跋涉,随着波涛巨浪,穿过无数峡谷,见过激流险滩,回到了人潮汹涌的海洋。我从鲨鱼嘴边溜走,跟海豚一起跳跃,然后被灼热的阳光升腾为水汽,藏身于云朵之中,在地球上空飘荡。这朵云来到北京的上空,来到北师大京师广场,这时候,作为我的那滴水,悄然落下,在广场上的荷叶上激起小小的水花。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轮回,一滴水回到海洋,又从海洋归来,回到出发的地方,是为了再一次出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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